1950年在山西泽州县,一个祖辈世代生活在农村的郭姓人家,生下了一个男孩,排行老三,取名叫郭三堆。1972年郭三堆离开家乡和亲人,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,成为北大生物系的一名大学生。毕业后一直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。
20世纪90年代初,棉铃虫爆发,纺织业受到重创,经济遭到巨大损失。郭三堆一头扎进抗虫棉的研究当中,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攻克了这一难题。郭三堆被人们称为中国“抗虫棉”之父。
上了年纪的人,或多或少都有穿哥哥姐姐旧衣服的记忆。那个时候,羽绒服和鸭绒被还没流行,一件新棉袄和一床新棉被就能成为冬天最温暖的物件。因此棉花的种植一直是至关重要的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我国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手工业和制造业等轻工业上,纺织业更是最主要的产业之一。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棉铃虫持续暴发,国内出现“棉荒”,纺织业几乎崩溃,经济社会遭受重大损失。此时,只能从国外进口抗虫棉技术为中国棉“治病”,但由于对方条件苛刻导致谈判破裂。之后,对方在中国成立了棉花种业公司,企图抓住机会占领中国的棉种市场。
国外种业的紧逼、国内棉农的无助,这些都深深刺痛着郭三堆的心,他说:“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”,于是他下定决心再难也要研究出中国自己的抗虫棉技术。
1991年,国家科研计划正式启动了棉花抗虫基因工程的育种研究,郭三堆作为项目负责人与同事一起进行抗虫棉研究。
1992年至1996年中国棉铃虫规模继续扩大,农民喷洒农药从两三次增加到20多次也防治不住,棉农损失惨重。由于棉铃虫防治都在夏季高温时节,农药随汗液进入人体,导致中毒事件大量发生。人们认为,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,就是研究出真正高抗棉铃虫的新品种。
抗虫棉有没有毒呢?这个问题最先由农民提出来。1994年郭三堆到山东梁山做抗虫棉新品种试验。“农民说棉铃虫农药都杀不死,虫子吃了抗虫棉却死了,你说抗虫棉的毒性有多大?”郭三堆回忆道,“我就跟农民说,二者杀虫机理不一样,真有毒最先中毒的肯定是我们呀。”
后来郭三堆在一亩农田上做种植示范,半亩种普通棉、喷农药,半亩种抗虫棉、不喷药。“到秋天一看,普通棉几乎没有棉铃,绝产了;而抗虫棉,结满棉铃,白花花地吐着絮。农民一看说太好了,这个种子一定要给我们留下来。”
根据郭三堆介绍,从推广种植二十多年来,我国累计超过1亿的农民种植过抗虫棉,亩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十公斤,提高到现在的150公斤左右,新疆更是高达350公斤,也再没有发生过因防治棉铃虫而中毒的案例。
耗时4年的时间,研究团队利用我国独创的技术方法,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基因导入棉花品种,首次培育出中国转基因棉花植株。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抗虫棉的国家。1997年,双价抗虫棉首次研制成功,并在1999年先后在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等9省区得到推广,广大棉农在省工、省药的同时,每亩田增收节支了200元以上。
抗虫的问题解决后,郭三堆又开始考虑如何提高产量、降低成本。1998年,他开始了三系杂交抗虫棉生物育种研究。2005年,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三系杂交抗虫棉品种“银棉2号”,从品种试验结果来看,比对照品种增产26.4%。这是三系杂交抗虫棉在国际上首次研究成功并应用于生产。经专家鉴定,三系杂交抗虫棉生物育种技术水平整体达到国际领先,是棉花杂交育种的重大突破。
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,中国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和种质资源,这成为我国农业发展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,为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在国际竞争中争得了一席之地。
郭三堆说,“中国研制的抗虫棉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,这样才能打破垄断,保住我国的植棉市场和产业。我国抗虫基因的大小是美国抗虫基因的一半,抗虫棉中的基因数为多拷贝;我国研制的双价抗虫基因以及高抗棉铃虫的双价抗虫棉新品种,与其他国家抗虫棉品种也不同;我国研制的三系杂交抗虫棉品种,其他国家没有。”
在郭三堆看来,新兴的转基因生物工程中,一个基因就可能开发出一项产业,在这一领域的任何一点突破,对于国家、对于农民都大有益处。截至目前,我国培育的国审、省审抗虫棉品种有300多个,每年在国内推广面积达5000多万亩。自从推广抗虫棉以来,全国再没有大面积暴发棉铃虫危害。
研究的成果是可喜的,但其中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。在研究过程中就曾经遇到过不可抵御的难题:
可能这就是“科学家精神”的一种真实体现,遇到困难不放弃,迎难而上。始终把国家的利益,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前面。
由于长期从事高强度的研究工作,郭三堆的身体出了问题。躺在病床上,他想的不是自己的健康,而是研究还没有完成,不能停下来。休养4个月后,郭三堆又出现在了实验室和田间地头。在阳光下的棉田中,郭三堆仍在不断思索如何解决棉花抗病、抗除草剂、优质高产、早熟等难题,继续在中国种业的道路上执著前行。